14亿人口为何无法形成强劲消费市场？

在经济学界长期以来有一个难解之题：我国拥有14亿的庞大人口，成为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，为什么消费水平始终无法上升？你可能听说过多种原因：民众倾向于储蓄、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、房价居高不下、年轻人普遍消极……这些观点虽然各有道理，但又似乎不够全面，因为它们只是切入了“是什么”的层面，而未能探讨“为什么”的深层原因。预计到2025年，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将达到40%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？全球平均消费率约为57%，而美国更是接近68%。即便是同样拥有高储蓄传统的韩国，其消费率也高达48%。在全球179个有相关统计的国家中，我国消费率排在100名之外，这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，也低于许多收入水平低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。尽管拥有14亿人口的市场，但消费比重却处于全球倒数，这一现象确实不寻常。那么，资金去向何处？为何经济增长同时消费未能同步提升？本文将从根本上解析这个问题。

许多人认为，消费不足是因为国人过于爱存钱，只要大家愿意把存款拿出来消费，经济就会迅速复苏。这种逻辑虽然部分成立，但实际上，背后的问题在于：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本就不够。可以把整个国家一年的财富比作一个大蛋糕，这个蛋糕被分为三块：一块是支付给劳动者的“劳动者报酬”；另一块是企业获得的“营业盈余”；最后一块是国家获得的“生产税净额”。当前的问题在于，劳动者那一块的份额长期以来偏小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曾接近55%，而到了2008年前后，这个比例降至40%的历史低位。尽管此后略有回升，但预计到2025年仍仅能恢复到48%左右，远低于发达国家普遍超过60%的水平。这个数值相差十几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？按照2025年预计的140万亿GDP计算，一个百分点即可代表1.4万亿，十几个百分点则相当于十几万亿的巨大缺口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劳动者报酬能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，居民每年将能多获得十几万亿的收入，这并非简单发放消费券所能解决的问题。

那么，是什么导致劳动报酬占比如此之低呢？核心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。过去几十年，我国实施的是一种“高投资、高出口、低消费”的快速追赶型发展策略。从1978年到2025年，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了318倍，但资本形成总额却增长了394倍，导致投资发展速度快于消费，自然使得居民消费比重下降。这种模式曾有其历史合理性，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，确实需要大量资金用于基础建设和工厂建设，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居民储蓄以及压低劳动力成本，可以说，这一工业化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几代人低工资与高积累的结果。然而，时代变迁，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，工业化进入中后期，出口增长也面临瓶颈，这一模式已经无法继续维持。若继续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，其边际效益将逐渐下降——建造第一条高铁极为盈利，但修建第十条时很可能难以回本。

此时，经济增长需要转型，从“投资驱动”转变为“消费驱动”。然而，想要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并非易事。企业依赖于低人工成本获利的惯性，地方政府也习惯于通过投资拉动GDP，这些固化的路径依赖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改变的。若不改变蛋糕的分配法则，消费的增长将无源之水。

我们常听到“14亿人的大市场”这句话，但严格来说，14亿只是人口总数，并非实际的消费者总数。消费者的定义应当是具备购买力和消费意愿的人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国真正的有效消费人口可能远未达到14亿。关键问题仍然在于收入分配。在预计202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.462，尽管较之以往略有回落，但仍高于国际上0.4的警戒线。基尼系数作为一种略显抽象的经济指标，可以用更具体的数据来说明：社会收入中的最高20%群体占据约45%的总收入，而最低20%群体的份额则不足5%。这种收入结构严重抑制了消费能力，经济学中一个基本规律是：拥有更多财富的人，边际消费倾向较低。举个例子，一个月薪3000元的人，若多发1000元，他很可能全部花掉，用于改善生活；而月薪10万元的人得到10万元年终奖后，可能只会花掉1万，剩余则被用于购房、投资或储蓄。因此，一个社会的收入集中度越高，总体消费能力就越低。钱集中在富人手中，富人消费有限，而贫困者想消费却因经济能力不足而无法实现。这可以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来解释：一个亿万富翁的日常消费，无法支撑起一家商场；但如果一万个普通人每月多消费100元，就足以维持一条商业街的繁荣。

再看一组相关数据。预计到2025年，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均工资将达12.9万元，而私营单位则仅为7.2万元，后者不足前者的60%。而私营单位吸纳的就业人数大约为1.5亿人，是非私营单位的近两倍。此外，还有大约2亿灵活就业人员——如外卖骑手、快递员、网约车司机等，他们的收入更加不稳定，社会保障也较为薄弱，因而消费能力更显不足。若将这些因素一并考虑，真正具备稳定收入、社会保障，且敢于消费的中等收入群体，数量或许只有4亿左右。其余的10亿人则面临收入过低、保障不足，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困境。尽管我们得出14亿人口的事实，但4亿中产与10亿中低收入的现状同样不可忽视。前者消费意愿在不断升级，而后者则只能艰难求生，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，才是消费水平难以提升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。